我在日本天皇的新年讲话里，听到了他对高市早苗的警告

其一，以“战后80年”为线索回望那场战争与战后艰难，强调把经历与教训“继续讲下去”的必要；

其二，面对当下仍在发生的战争与冲突，强调要靠“对话”“相互理解”“合作”去建设更和平的世界。

这是典型的“象征日本天皇”语言：不介入具体政策争执，却用公共伦理反复确认日本战后秩序的价值底盘，提醒社会别把和平当成理所当然，同时也是对高市内阁的无声的警告。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市内阁在年初释放的政治叙事。官邸的年头所感，把2026年定位为“从昭和元年起算满一百年”，引用昭和日本天皇御制，然后顺势把“昭和的激动”转译为“令和同样巨变”的动员话术：人口减少、物价高、安全保障环境严峻、国际秩序动摇、所谓“霸权主义动向增强”、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上升。

表面看是一段“例行总结”，实质却是把国家叙事的重心从“记忆与反省如何传承”推向“对抗与动员如何正当化”。这套话术看似宏大，内核却粗暴：把复杂世界一刀切为威胁，把国内困境一股脑塞进安全化框架，为更激进、更冒进、更缺乏节制的政策铺路。

这就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直觉地感到：日本天皇与内阁的裂痕骤然显现。这样的判断并不空穴来风，但它也不是某个瞬间才发生的“突变”，更不是简单的个人风格差异，而是一条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断层：

一边是日本天皇体系在战争记忆问题上延续“反省—不战”的表达传统；另一边是部分保守政权不断压缩“反省”的公共空间，把它从政府文本里抽走、淡化乃至污名化。

一个具有指示意义的事实是：首相在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式辞里，“反省”一词曾在2013年后被拿掉，此后又围绕是否恢复、如何恢复反复拉扯。与之相对，德仁日本天皇在即位后的首次终战纪念相关表述中就使用了“深刻反省”的措辞，并在之后延续这种口径。

换句话说，“裂痕”不是今天才出现，而是日本国内政治右转与战后叙事管理之间的长期张力，今天只是更清晰、更刺眼。

因此，更要紧的不是追问“日本天皇为什么不配合内阁”，而是必须看清：当内阁用“霸权主义”“最严峻的安保环境”等词汇，把国家叙事推向安全化、对抗化时，日本社会的公共记忆机制会发生什么变化。

高市所感里把“昭和百年”当作政治资源，本身就暴露了问题：昭和既包含侵略战争与灾难，也包含战后复兴与增长。

把昭和的复杂性压缩成“动荡时代的智慧与努力”，再把现实困境统一纳入“强经济、强外交安保”的正当性叙事，就会让“反省”在文本上显得多余，甚至被刻意处理成一种“拖后腿”的情绪包袱。

说得更直白些：这不是“无心遗漏”，而是有意识的删减，是对战后和平国家身份的一次再加工——把自我约束往后挪，把动员与扩张往前推。

而日本天皇新年感想的“稳”，恰恰是在用另一条线把社会拉住：和平不是凭空得来，更不是自动延续；战争与战后社会所承受的苦难必须讲清楚、讲下去；对外部世界的冲突与死亡要保持“心痛”的感受能力；面对现实风险，坚持用对话与合作去理解对方、降低对撞。

这不是政策路线，却是对社会情绪的底线引导：不要把世界的矛盾简单折算成“威胁—对抗—军备”的单线条，更不要把国家的未来押注在对外强硬与对内动员的幻觉上。

“反省”这个词之所以在日本政治中反复成为焦点，原因就在于它承载着双重含义：对右翼而言，它常被包装成“无休止的谢罪”；对邻国与国际社会而言，它是日本战后和平国家身份的语言地基。也正因为如此，政府文本里是否出现“反省”、出现到什么程度，往往会被视为政权姿态的晴雨表。

高市内阁在国际叙事上不断加码“对抗”“秩序动摇”，却在历史责任与反省语言上趋于保守甚至回避，这种组合传递出的信号极其危险：它等于在告诉外部世界，日本正在把战后秩序的“自我约束”从公共语言里抽离，把“国家动员的正当性”置于更高优先级。

对邻国而言，这会被自然读作右转工程的继续；对日本自身而言，这会把社会进一步推向极化，让“反省”被污名化为软弱，让“对话”被污名化为退让，最终把政策选择逼进更狭窄、更偏执的通道。

必须严厉指出：高市内阁把“霸权主义”挂在嘴边，既虚伪又卑劣。

虚伪在于，它用一个模糊标签把外部世界复杂的冲突结构粗暴定性，却回避自身正在推进的安全化动员；

卑劣在于，它借“国际秩序动摇”的氛围，把国内经济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动员素材，把民众焦虑导向对外对抗，把财政压力、民生困境、产业瓶颈，用“强安保”的大旗遮掩过去。

这不是负责任的国家治理，这是典型的把国家拖向冒险的宣传术：用高分贝的外部威胁，掩盖内政的无能与失序；用抽象的“秩序”“霸权”，为现实的政策冲动开脱。

同样必须看到，在宪法框架下，日本天皇不会也不能对当下政策做评价，但他能做、也一直在做的，是守住战后叙事的底线：对战争保持反省性的记忆，对现实冲突保持悲悯，对未来道路坚持相互理解与合作。

当内阁话语越来越偏向对抗动员时，这种“稳定”就更像一种无声的对照：提醒社会，国家力量叙事不应吞没历史教训叙事；提醒政治，不能把日本战后赖以立身的和平承诺当作可随意裁剪的装饰。

所以，所谓“裂痕”，如果理解为宫内与内阁在“国家叙事重心”上的差异变得可见，这是成立的；但如果把它理解为突然爆发的个人矛盾，就会低估日本战后政治中那条长期存在的断层——一边是和平与反省的制度化延续，一边是对昭和记忆的动员化改写。

更严峻的是，如果高市内阁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日本将付出多重代价：对外关系的摩擦面更宽，对内社会的分裂更深，财政与民生的压力被进一步挤压，政治越来越依赖动员而非治理。

历史问题上的含混与安全问题上的冒进叠加在一起，最终只会把日本推向一种更难下台的自我锁死：越是焦虑，越要强硬；越是强硬，越招对立；越招对立，越要动员；越要动员，越需要删减反省。这不是“昭和百年的智慧”，这是昭和最糟糕部分的幽灵复活。

日本社会需要的不是这种内阁式的危险叙事，而是对现实困境更诚实的面对、对历史责任更清醒的承担、对地区和平更坚定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