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培养基龙头澳斯康拟冲刺港股 罗顺要做“硬科技”生物制造平台

花花

“难道只有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才算‘硬科技’吗？我们从事的是关乎人类健康的生命科学领域，这同样是硬核科技。”近日，澳斯康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罗顺透露，公司正在积极筹备港股上市，成为又一家冲刺港交所“特专科技”上市的生物制造企业。

从2011年回国创立中国首家无血清细胞培养基企业，到如今建成覆盖培养基、CRDMO（合同研发生产组织）的全产业链平台，罗顺带领澳斯康生物在过去十余年间，见证并推动了中国生物制药关键原材料从严重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进程。

而此次瞄准港股上市，也意味着这家已实现盈利的“隐形冠军”，正希望借助资本市场，进一步强化其在生物制药产业化环节的硬核实力与平台价值。

破局：攻克生物制药的“底座”市场

“生物医药是国家战略支柱产业，但过去很多关键环节，比如细胞培养基，在2021年以前，国外巨头市场占有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同样的产品价格却是欧美市场上的5到20倍。”。

谈起创业初心，罗顺回忆，2011年他决定回国创业，目标直指当时国际三大进口厂商为主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市场。

无论是疫苗还是生物药（如单抗、ADC）的生产，细胞都是生产这些产品的“最小工厂单位”。培养基作为关键营养来源，也被看成生物药生产的“细胞粮食”，直接决定了细胞的代谢效率和生产能力。

在罗顺看来，就像人需要均衡营养才能保持健康和高效率一样，细胞也需要优质培养基才能高效生产、维持更长存活时间。

“我刚回国时，国内几乎所有生物制药企业用的都是进口培养基。”罗顺直言，“价格高昂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供应链存在风险。”

罗顺的工作经历为他打破这一垄断提供了可能。他曾在美国三大培养基公司之一的默克密理博（Merck Millipore）担任工业化细胞培养基业务的研发负责人，深谙培养基研发与产业化的核心技术。

“对一家培养基公司来说，质量标准是首要门槛。”罗顺介绍，培养基由100—200种原料组成，任何一项微量元素波动，都会放大为细胞产量的指数级差异。健顺生物用三年时间建立“化学定义+无动物源”培养基体系，2017年率先实现原材料全国产化。

此外，若无法保障供应，则毫无产业价值。罗顺强调，“能在实验室做出来是一回事，能稳定、大规模、高质量地生产供应是另一回事。”

2014年起，澳斯康开始推动培养基所有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培养基原材料大约有100到200种，2017年之前几乎都依赖进口。”罗顺介绍，通过原材料国产化，公司既降低了成本，也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今，澳斯康旗下的健顺生物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单线干粉培养基生产线，规模甚至超越海外同行。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相关研报数据，自2017年以来，健顺的干粉培养基销量已超过国内所有同行业公司销量的总和。

“如今国内商业化生物药培养基的供应，我们已是绝对的市场主力。”罗顺表示，“这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更是对产业安全的一份责任，希望通过规模化与效率提升，推动中国生物制药的成本控制与产业发展”。

市场份额的变化背后是产业逻辑的重构。罗顺分析，在欧美市场，约90%的培养基使用药厂自有配方，培养基公司主要作为供应链保障的供应商。而在中国，澳斯康同时扮演了配方开发和规模化生产的双重角色。

布局：从培养基到构建全链条服务平台

在生物药的研发－临床试验－商业化的全生命周期中，培养基属于重要原材料，关键成分变更均需根据实际情况纳入变更参考类别，按要求提供说明和材料。变更耗时长、风险大，因此客户选择培养基供应商往往会非常谨慎，具有较强的品牌壁垒。

在站稳培养基市场后，澳斯康开始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构建覆盖早期研发到商业化生产的全链条CRDMO（合同研发与生产组织）平台。

“只有把关键原材料和规模化生产能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的生物药才能真正做到既‘用得上’又‘用得起’。”罗顺阐述公司的战略逻辑。

澳斯康的CDMO业务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在ADC等热门赛道。公司在上海临港建成了占地约14759平方米的ADC商业化生产基地，已承接包括启德医药、科伦博泰、恒瑞医药等多家企业的项目。

罗顺透露，公司目前 CDMO业务主要来自国内，目前已承接了5个上市许可阶段的CDMO项目，其中3个已获批，2个在审。“到2026年底，我们预计将拥有7—8个此类项目。”

自2023年8月投产以来，该基地的ADC项目营收已达数千万元规模。“就在特斯拉工厂对面”。

“培养基是我们的‘入口’，通过这一关键原材料，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客户的工艺需求，进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CDMO服务。”罗顺解释。

这种一体化模式在成本控制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罗顺举例说，公司与苏州某头部生物药企的合作，已帮助对方将产品产量提升了5到10倍。

“生物药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影响最终成本，从培养基优化到工艺放大，我们能够全流程参与，这是单纯做CDMO或单纯做培养基的企业难以比拟的。”他表示。

“我们既做服务，也做原材料。”罗顺总结公司的战略定位，“为什么培养基只有亿元营收规模？因为它与国内生物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阶段相匹配。”

他认为，随着中国进入商业化阶段的生物药产品数量从目前的50—100个增长到2030年的500—1000个，培养基市场将有10倍以上的增长空间。

在更广阔的技术图谱中，罗顺认为抗体类药物（单抗、双抗、多抗）仍是基础与主流，会持续发展；细胞治疗（如CAR-T、CAR-NK）同样具有潜力，尤其是体内细胞治疗等新方向。

为此，澳斯康发布了上海健士拜（Ginspire）的品牌，不仅提供服务，也参与早期研发与合作。

未来：瞄准AXC赛道，布局下一代生物药

2025年7月，澳斯康上海ADC生产场地顺利通过欧盟QP审计，成为国内少数具备欧盟GMP商业化生产资质的CDMO企业之一，标志着其质量管理体系、无菌保障能力及数据完整性控制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此次审计覆盖从原液偶联、下游纯化到无菌制剂生产的全链条，评审团队对厂房设施、计算机化系统与物料管理等核心环节给予高度认可，为公司承接国际创新药企的商业化订单奠定法律与技术基础。

面对快速变化的生物制药行业，澳斯康正在积极布局下一代技术平台。

“我相信ADC在未来2～3年将是增长亮点。”罗顺表示，“同时，我主张‘AXC’这个叫法，尤其是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AOC）方向。”

他透露，公司不仅已有相关业务合作，也具备自主开发能力。“我们已与苏州中美瑞康达成战略合作，看好小核酸药物的未来前景。”

此外，抗体-多肽偶联物（APC）也在澳斯康的视野内。“美国近期有小核酸减肥药项目因同时减脂增肌而受到关注，其机理可复制到其他领域。”

随着中国生物制药产业从跟随创新走向源头创新，如澳斯康这样在关键原材料和产业化平台布局的企业，正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

在罗顺看来，中国生物制药的产业化之路才刚刚开始。“我们用了十三年时间，打破了培养基的垄断。接下来，我们要用产业化能力，助力中国生物制药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