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笼中》：作为再铭写的代码

花花

《在笼中》是通过一系列的对立建构起来的，戏剧化地表现了普通生活的限制和信息自由之间的反差。尽管女孩被禁锢在电报笼的狭小空间里，忍受着巴克顿先生的质询和柜员的肘击，但她感到她的神经系统，尤其是她的想象力，通过电报网向外延伸，直到“有很多次感受到全国所有的电线似乎都是从她谋生的那个洞口与角落（hole and corner）开始的”。客户给她的信息也是按照类似的双重逻辑运作的。经过伪装，它们是被计算的文字，是为公司赚钱的商品。然而，经她的想象力解码后，它们成了她服务的贵族的秘密生活的暗号。她想象这些贵族构成了一种经济，其中计算被转化为激情，约束被转化为光荣的自由。“她透过笼子栅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最终，这就是高尚的现实，是她迄今为止修修补补、竭力维护的铮铮作响的真相——幸福所需的所有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她的想象力在不同于她的世俗生活的经济体制中运作，通过她的想象对未来产生的多样化影响来呈现，这完全不同于她的订婚对象马奇先生的想象。在信息经济中，关于未来的想象具有多种可能性。女孩热切地盼望着潇洒的埃弗拉德上尉来访，她凭直觉发现他正与布拉登夫人热恋，这位夫人在电报中被编码为“玛丽”“茜茜”“多尔曼小姐”。在这个梦中，女孩越想象，就越发觉得真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奇的期待，他似乎在对未来的一遍遍算计中耗尽了可能性，仿佛他的想象生活也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即现有的快乐需减去预期的快乐，以达成严格的数量平衡。

在稀缺经济中运作须优先考虑拥有，而拥有发生在存在与缺失的辩证法中：一个人有钱或没钱；一个人拥有某物或舍弃某物。信息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缺失，因此不在那种辩证法中运作。相反，信息从模式和随机、信号和噪声的辩证法之中涌现。对信息而言，这不是拥有的问题，而是获取的问题。在詹姆斯的故事中，女孩和乔丹夫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乔丹夫人是牧师的遗孀，她在丈夫去世前就渴望得到一个不可企及的社会地位。我们永远不知道女孩的父亲究竟怎么了，女孩是在父亲的庇护下渴望着这种状态；我们只知道，当希望落空时，她、她的母亲、“死了的兄弟”和姐妹开始滑向人生低谷，“而只有她振作了起来”。乔丹夫人希望通过为富人插花，一种可以让她进入他们家庭的服务，来恢复社会地位。根据她的描述，在物理上接近财富，让她拥有了远胜于那女孩的机会。她敦促女孩加入她的事业，暗示这是女孩找到一个富有丈夫的方法。被困在笼子里的女孩尽管没有办法亲身进入财富和特权的空间，但她确实可以触及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当她在加入乔丹夫人和继续发送信息之间犹豫不决时，女孩被迫思考信息之梦究竟能帮她做些什么。

她答应和埃弗拉德上尉在笼子外见面，碰面时，事情已到紧要关头。有好几个星期，她在回家路上故意绕道途经他的住处，终于在他家门外“偶遇”了他。他们一起漫步到公园，并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在这次相遇中，女孩的利害攸关之处在于她的行为应被划入哪种制度。如果是发生在稀缺制度下，她的行为就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女店员对绅士的示爱；女孩也意识到就算这样的冒险发展为性关系，也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算不上上尉对情人布拉登夫人的不忠。不仅如此，这场邂逅还很容易滑向临时卖淫，正如拉尔夫·诺曼（Ralf Norrman）在一次细读中所展示的，他追寻女孩进行勒索的想法——她短暂地想过，又迅速打消了念头——如何悄然转化为对卖淫的隐晦暗示。事实上，在这次相遇后，上尉确实向女孩提供了金钱，似有所图。“如果不是她狂乱的异想天开，就是他错乱的莫名激情，总之她有一两次看见他给了多余的钱——这些金币与他一贯支付的小额邮资无关——因此她提醒他把钱拿回去。”诺曼还认为，女孩与埃弗拉德见面的最终目的是让他娶她。这或许是她的部分意图，但随着会面愈多，她愈清楚地意识到，同样可能的是——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性是她成为他的情妇，而如此一来，她就会被毁掉，因为她既没有布拉登夫人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力以摆脱这种丑闻。女孩尽力避免如此解释他们的关系，她还努力把他们交往的境界定义为超越和高于稀缺制度的东西，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她所处的位置让她大可对上尉慷慨大方，而不是反过来，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将 “一点也不可怕或粗俗”。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领域最终竟然是信息之梦。女孩得到了一个机会展现自己的慷慨大方，为上尉回忆起一封被截获的布拉登夫人发给他的电报。这封要转录成莫尔斯电码的电报，本身就是用代码写的，即一连串数字，通过未公开的加密规则与物理世界的事件建立关联，这彰显了信息交换的本质。当女孩纠正了布拉登夫人所使用的与“多尔曼小姐”这个假名相对应的地名代码时，她已经介入了编码链。是否就是这个“纠正”导致了电报被截获，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当上尉宣布“错了也没关系”时，密码的任意性本质得到了强调，这或许是因为数字代码向他传递了秘密信息，而这个错误使他不用为知道这个秘密而承担责任。

叙述者并没有为这些事件揭秘，它们起到了强调密码任意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任意性与索绪尔所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索绪尔否认词与物之间存在“自然”关系。在索绪尔之后，他关于所指与能指的概念区分成为越来越强调能指的契机，直到所指看似从视野中隐退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代码中，能指并没有消失。相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由编码和解码的转换规则精准规定的。尽管如此，错误还是会发生，目标代码（object code）中的符号可能错误地关联到目的代码（target code）中匹配的符号。这些错误并不能证明在能指与所指、记号与概念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可决定性，就像解构主义者所解读的那样。与之相反，代码错误指向的是系统中噪声的不可避免性，这一转换与符号的概念化紧密相关，即符号被概念化为不同层次的代码之间一系列转化的产物。

这种从语言的任意性到代码噪声的转换，标志着重点的改变，即从生成意义的语言的局限性转变为精准传递信息的代码的局限性。语言的任意性意味着语言无力将自身置于原初意义，而代码的任意性则导致了编码链中的多处干预，并因此转向对信息脆弱性的关注，这些信息被编码后，通过传播渠道传输，再由人机合作的修复接合（prosthetic articulations）来解码。解构关注的是补充性经济（economies of supplementarity），编码理论关注的是将有机元件与传播技术嫁接在一起的补充技艺（techniques of supplementation）。解构显示了言说主体的权威性向不稳定的书写主体的转移，而编码理论显示的是书写主体向编码者/解码者的后人类集体（posthuman collective）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的故事很少着墨于女孩在听音器上工作的场景；她的目标不是实现与机器的无缝衔接，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将文字从商品转变为直觉。在电报被翻译成代码之前，女孩有选择地对其中一些进行了操作，将之加密成别的组合。“大部分人（elements）直接游走了，迷失在无边的平凡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页面的整洁。正因为整洁，她所保留的东西才能显眼而突出。她捏起它们，抓住它们，把它们翻转过来并交织在一起。”女孩的选择性关注在此被表现为一种编码操作，即对页面上的符号进行物理层面的重新排列，抹去“大部分人”中的一部分，使其他元素成为与意义共鸣的能指。随后她将她的这一幻想付诸行动：当她从布拉登夫人那里接过电报时，她抹除了其中一个字，替换上了另一个字。詹妮弗·威克（Jennifer Wicke）用高度浓缩的评述方式对上述段落进行了评论（这种评论本身或许也可称为电报式文体），她指出：“这种想象行为不仅将发出电报的过程神秘化，还同时改变了这一过程并给出了反馈，因此交流过程中无名的中介重新配置了信息，正如詹姆斯所说，信息无休止地穿越牢笼。”

将语言视为一种代码，而不是由浮动能指组成的松散网络，必然需要不同的阅读技巧。一边是语言无法毫不含糊地说明其意义，另一边是信息不能在不经转换的情况下进行编码和解码，因为干预扭曲了代码，从而在系统中产生了噪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二者的差异。因此，在代码中，可供读者审查的并不是意义的模糊性——我们永远也查不出电报中的数字指的是什么，而是文本中编码链发生干预的地方，比如女孩修改电报的时候。代码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一个特点是，通过多重编码相关性而产生的杠杆作用，比如当一个按键改变了屏幕上文字的整个外观，或者当DNA代码转录过程中的一个错误导致该基因在生物体中表达时发生巨大的物理变化。这个特点通过一个情节进入詹姆斯的故事，使埃弗拉德上尉和布拉登夫人的命运系于密码电报的变化。高潮取决于编码序列中的错误，而不仅仅是语言中的歧义，这表明这个故事，就像主人公的渴望一样，将自己定位在信息经济中。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19世纪末，信息经济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基础设施中，不足以维持其作为一个独立空间的地位。尽管在故事的高潮，女孩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将上尉急需找回的信息悬挂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从而验证了信息的力量，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时的胜利——尽管令人满意，而不是真正将信息经济打造为人们可以生活的地方。故事结尾，女孩从乔丹夫人口中得知他们将要结婚的消息，这再次证明了稀缺制度的力量，尽管还有些保留。两人的会面演变成一场关于谁更了解布拉登夫人和埃弗拉德上尉之间丑闻的争论。乔丹夫人知道与在场和不在场有关的信息，而女孩不知道。她告诉女孩，布拉登勋爵发现布拉登夫人拿走了一件东西——“甚至有人说是她偷的！”——并把它交给了埃弗拉德上尉。但女孩知道，乔丹夫人在她的表述（“东西丢了——东西找到了”）中提到的东西是一封电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电报中包含的信息。由于她的办公室已经销毁了电报的实物副本，只有通过想象力的刺激，她才能记起电报中的那串数字，并将其复制给上尉。那么由此产生的不是一种在场或不在场，而是一种模式，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代码中是否出现了错误。

乔丹夫人相信，只是因为布拉登夫人能够通过“偷窃”物品救出上尉，上尉才会同意娶她，而女孩却苦乐参半地知道，是她，而不是布拉登夫人，制作了拯救上尉和布拉登夫人的信息。她同时将这一信息透露了给上尉，又为自己保留了信息，这种交换只有在信息经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双重性很快就会结束，因为信息之梦无法维持其力量，无法提供真正的生存空间。她那令人兴奋的双重生活——其中一部分是在充满神秘和无限扩展承诺的信息领域中编织的——将坍塌成一条单一的生命线，而这条线将如何在稀缺制度下崩塌，几乎可以轻易预见。当女孩和乔丹夫人互诉衷肠时，女孩隐瞒了是她救了上尉的信息。但这种“囤积居奇”的行为表明，她已经重新陷入了稀缺制度，因为如果她把这个信息告诉乔丹夫人，她可能就会失去因知道周围人不知道的事情而获得的优越感。她成了马奇世界的居民，在那里，她的秘密就像马奇的期待一样，如果经常被指指点点，就会被磨灭。面对回归稀缺制度的必然性，她决心不再推迟婚期，而是加快结婚进程。这种稀缺性的重申也没有只将她一人作为受害者。乔丹夫人将与管家结婚，因为正如她在不经意间情感流露时所承认的，“这让我不再挨饿！”而上尉结婚后，他在家中的权威大打折扣，因为拥有财富的是布拉登夫人，而他却负债累累。

詹姆斯打开了信息领域的视野，探索其动态和可能性，并最终让它再次折叠进基于保护的制度中，他写下了可被称为20世纪信息故事的前传。女孩可能会感觉到生活中的双重性，但她从未怀疑过自己身体的位置或普通意义上的身份等基本现实。随着信息经济的力量和范围的扩展，以及通信技术深入社会的基础设施，这些日常物理现实中的锚开始漂移，并最终脱离了现实。电报的被动代码引出了与信息传输和干预相关的问题，但它并没有像下个世纪出现的智能机器那样深入主体的身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越来越多地决定着主体的构成，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也决定了现实本身的构建。

本文摘自《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N.凯瑟琳·海尔斯著，陈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