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比尔盖茨，将诞生在硅谷“黑客屋”？

花花

在旧金山，一股由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创业者掀起的人工智能（AI）热潮正在重塑这座城市。他们涌入廉价酒店和共享住宅，改造成“黑客屋”（Hacker House），组队创业、昼夜编程，依靠社交资本和风险投资追逐AI梦想。

有人尝试脑机接口，有人搭建AI关系管理平台，也有人在探索新的融资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未来不只是代码，更是他们定义世界的方式。

01 旧金山的新淘金热与黑客屋文化

19世纪中叶，声势浩大的淘金热席卷美国，全球追梦者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涌向旧金山。如今，这里再度成为全球逐梦圣地，只是人们追逐的“金矿”，已从黄澄澄的金属变为由代码、算法与数据构筑的人工智能。​

引领这场新淘金热的，是一群十几至二十几岁的年轻创业者。

这些年轻人从哈佛、斯坦福等名校，从欧洲、亚洲等遥远国度汇聚而来。他们甘愿放弃安逸学业与常规人生轨迹，只为在AI浪潮中抢占先机。这些年轻人没有大公司光环与雄厚资金，甚至缺乏稳定住所，却对技术狂热、渴望改变世界，追捧“黑客屋”这种独特生存方式的追捧。

作为这股新浪潮的核心符号，“黑客屋”多由廉价酒店、破旧公寓或共享住宅改造而成，是集居住、工作与社交于一体的特殊空间。这里没有华丽装修与舒适家具，甚至常面临卫生隐患，但对居住者而言，这些都无关紧要。这里没有朝九晚五的束缚，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只有彻夜不停的键盘敲击声，以及关于未来的宏大愿景讨论在此交织。​

黑客屋的公共区域

Pacific Heights的黑客屋Inventors Residency便是典型代表。

干净明亮的空间里铺着彩虹地毯，摆放着奇形怪状的镜子，居住者在此分享想法，彼此激励。黑客屋文化以集体主义与开放性为核心，门口堆叠的鞋子是鲜明象征，生活与工作的界限在这里被彻底打破。​

这种模式与硅谷早期车库创业文化既有相似，又存在本质差异。

早期创业者更聚焦技术本身，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与技术突破；而如今的AI新生代，将社交资本与人脉置于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

在黑客屋里，不同背景、拥有各异技能的工程师、设计师、产品经理乃至潜在投资人能轻松相遇。这种面对面的原始社交方式，大幅加速了AI项目的孵化与迭代。一场偶然对话，一次深夜头脑风暴，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独角兽公司的起点。​

黑客屋的兴起，也深刻影响着旧金山的房地产市场。

曾售价6200万美元的办公大楼，如今以650万美元的 “折扣价” 成交，被改造为专为AI与科技创业者服务的Frontier Tower联合办公空间。大楼按主题划分楼层，4楼聚焦机器人技术，9楼专注AI领域，11楼探索长寿技术，2楼则致力于太空船研发。这种主题化设计进一步强化了黑客屋文化的专业性与吸引力。​

旧金山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环境，更为黑客屋的流行提供了土壤。这座坐落于湾区、毗邻硅谷的城市，聚集着世界顶尖的科技公司与风险投资机构，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创业热土。通过参与创始人远足、黑客马拉松、主题派对等融合工作与娱乐的活动，他们能快速搭建人脉，寻找合作伙伴。

02 破旧酒店里的AI创业栖息地

Accelr8的外部

黑客屋的生活远非人们想象中的光鲜亮丽。以28岁的帕特里克·圣地亚哥（Patrick Santiago）为例，他将一个评价吓人的破旧酒店改造成了名为“Accelr8”的黑客屋。

这家酒店位于市场街附近，靠近Tenderloin区，那里治安混乱，酒店的评论令人恐惧：“非常不干净，存在健康和安全隐患。”但帕特里克看到了机会，他将几十间房间租赁下来，改造成一个“夏令营式体验”的空间，专供那些不愿为大科技公司打工的20多岁创业者居住。

首批居民在今年6月乘着吱嘎作响的电梯入住。但对于黑客屋的居民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沉浸在编程和讨论中，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项目中，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帕特里克坦言，黑客屋的利润并不高：“从生意的角度来看，Accelr8的利润率并不好。”他追求的更多是“社交资本”。

帕特里克将自己定位为“超级连接者”，他组织各种活动，如创始人远足和聚会，帮助居民们互相连接。这些人在他看来，比金钱更有价值。他相信，在这个人脉驱动的世界里，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交网络，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垃圾箱教授”杰夫·威尔逊（Jeff Wilson）

黑客屋中，还有一位绰号为“垃圾箱教授”（Professor Dumpster）的50多岁知名人物，本名杰夫·威尔逊（Jeff Wilson）。他曾在德克萨斯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为了社会实验，在一个干净的垃圾箱里住了一年，因此得名。

杰夫观察到，这一代黑客屋与上世纪末的互联网繁荣时期不同。

彼时的创业者更成熟，更可能上过大学，有工作经验，更少讨论自我毁灭的可能性。黑客屋不是新的发明，但现在感觉不同：“我观察到类似行为，比如在男孩基督教营地，他们为耶稣兴奋。但在这里……他们正在创造上帝。”

与早期的硅谷创业者相比，这些AI新生代更加年轻、激进、并且对传统规则不屑一顾。他们中的许多人尚未大学毕业，甚至主动放弃了名校的学业，直接投身于创业的洪流。他们将工作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共同面对项目的挑战和失败。这种极端的投入，也反映出他们对成功的迫切渴望和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03 AI追梦人

黑客屋中的AI逐梦人

在这场AI淘金热中，涌现出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有着不同背景，但共享一种对技术的狂热和对未来的无畏。

哈佛女生组合克里斯汀（Christine）和朱莉娅（Julia）原本在哈佛大学研究学术课题，但很快意识到AI的巨大潜力。她们迅速转变方向，成立了名为“Veil”的公司，专注于构建AI模拟人群，以替代传统的人工调查。

克里斯汀和朱莉娅住在黑客屋Inventors Residency的一间光线充足的房间里。她们在7月转向新项目——“渗透25个中国宝妈群”研究购买行为，现在讨论“合成群体”和“超人格”。她们的产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在短短两周内，她们就成功筹集到150万美元的种子轮资金。

这对哈佛双姝的成功，打破了传统创业的漫长周期，也让人们看到了AI领域前所未有的融资速度。

来自加拿大的华裔创业者乔纳森（Jonathan），则代表了“硬科技”的探索精神。

乔纳森毕业于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拒绝了谷歌实习，因为怕成为“工资奴隶”。

现在他在Inner Richmond的一间黑客屋，专注于脑机接口（BCI）实验，试图用AI解读人类的大脑活动。他带领团队通过脑电图（EEG）设备收集大脑数据，并用AI模型来解读这些信号，从而还原出人们所看到的图像，甚至是内心深处的想法。

这项技术在过去被认为是“噪音”，难以从杂乱的脑电波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但乔纳森和他的团队相信，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他认为，这项技术将是连接人类与AI的“人道主义层”，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避免AI可能带来的灾难。

04 资本、失败、骗局共生

同时在多家公司担任全职骗取工资的印度软件工程师索汉·帕雷克

在这场AI淘金热中，资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风险投资人和创业者一样蜂拥而至，他们愿意为那些甚至还没有具体产品、只有宏大愿景的创业者提供资金。正如克里斯汀和朱莉娅所经历的，在“尚未有产品”的情况下，她们就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这种快速融资、快速迭代的模式，让AI创业充满了巨大的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极高的风险。

在这个“赢家通吃”的时代，AI领域的创业公司成功率极低，但一旦成功，回报也可能是惊人的。年轻人从全球涌来，有人刚到就融资，有人通过黑客屋连接投资人。

年轻人对AI的未来充满乐观，但也并非没有忧虑。

在黑客屋里，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是“P(doom)”，即AI毁灭人类的概率（Probability of AI-caused doom）。

这群创业者相信，只有积极参与到AI的构建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发展方向，从而降低“P(doom)”的概率。

更有趣的是，除了人类投资人，有人正在尝试由AI来挑选创业者的实验。“垃圾箱教授”杰夫使用Anthropic的大语言模型Claude，创建了一个名为“No Cap”的AI风险投资人。他赋予这个AI详细的人设：底特律长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击剑运动员、音乐家、长板滑板爱好者、Burning Man的DJ。

“No Cap”意思是“无估值上限”或“无谎言”。“No Cap”在线寻找创始人，听取推介，选择并进行投资。

不过，资本的涌入也带来风险：泡沫膨胀、诈骗频发。

AI关系管理平台Pally的创始人哈兹（Haz）差点就被骗。他原本想聘请印度软件工程师索汉·帕雷克（Soham Parekh）作为创始工程师。

索汉面试时表现出色，但哈兹要求他搬进黑客屋时，索汉以“照顾年迈父母”为由拒绝。哈兹因此放弃雇佣他，这避免了Pally成为受害者。

后来有报道称，索汉通过隐瞒事实、伪造信息的方式，同时在多家硅谷初创公司（主要是AI和科技类）获得全职工作机会。他让每家公司都以为他是“专属”员工，从而骗取了薪水、股权和资源，但实际工作输出极少或为零。

06 后记：苦行僧般的创业生存模式

黑客屋聚会时的场景

黑客屋中的生活，与人们印象里的旧金山硅谷文化截然不同。在这里，工作就是一切。它定义了年轻人的社交方式、生活习惯。他们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代码与项目之上，更多时候在寻找创业合伙人或工程师，即便是派对，也常与项目推介绑定。

没人喝酒狂欢，反而用计时器限制社交时长以确保高效交换信息；能量饮料取代了啤酒，计时社交成了常态，睡在地板上更是家常便饭。这种极端的勤奋与自律，堪比苦行僧，他们甘愿将身体与精神推向极限，只为在AI这片“新大陆”上站稳脚跟。​

社交媒体对他们而言是自我品牌的打造工具，领英更是展示成就与价值观的核心舞台。

AI还深刻重塑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乔纳森甚至会用AI分析友谊，判断对方是否对自己有好感。这种将人类情感与社交关系“数据化”、“算法化”的倾向，正是这股新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在他们眼中，AI不只是工具，更是认知世界的全新方式，他们试图用AI解决包括人际关系管理在内的人类复杂问题，这种思维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

这群年轻人站在AI创业的最前沿：他们敢快速试错，敢放弃传统人生轨迹，敢追逐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坚信通过AI能解决从脑机接口、药物测试到人际关系管理的一系列“硬核”问题。

但AI盛宴背后，隐忧从未消失。

“AI毁灭人类概率”、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伦理与风险问题，如同悬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创业者们会讨论这些话题，核心精力却仍放在技术商业化与获取投资上。

当创新飞速前进时，伦理讨论与监管步伐往往难以跟上，这种发展与伦理的矛盾，是AI时代无法回避的挑战。而年轻人只能用技术模拟填充孤独，靠日夜相聚对冲数字世界的迷茫。​

更重要的是，这场AI淘金热也伴随着泡沫与不确定性。就像早期互联网泡沫一样，许多AI初创公司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终究找不到可行的商业模式。当资本热潮退去，谁能真正留下引领AI未来？或许如今的成功只是少数人的幸运，绝大多数人终将在失败中黯然离场。​可无论结果如何，这群不辩论AI、而是选择与之融合年轻人的勇气、智慧与对未来的无限想象，都将成为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记。（文/腾讯科技特约编译无忌，编辑/朱世勇）